通过天理之说，使天也世俗化了，天人合一的立脚点是人，因此它不是宗教性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浓郁的东方色彩。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9]]一书，里边有中华法系学专节，介绍了2005年以前的中华法系研究情况。2002年，杨一凡教授撰写《对中华法系的再认识-兼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说不能成立》[[40]]一文。
1949年后，中国大陆方面则以1979年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又说:中国法系以人伦为本位，法律以理性为前提，尚礼仪，重王道，中国法制具有独特的精神与久远的历史及光辉的价值，为他国法制望尘所莫及者。其他五个方面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但也融合了道、释的某种教义;出礼入刑，礼刑结合;家族本位的伦理法战有重要地位;立法与司法始终集权于中央，司法与行政合一;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文通过法系之间的比较研究后认为，礼法结合确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而诸法合体不是，因为它在世界上不为鲜见。
理由有五: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诸方面的法律并未包括在其内;其二，律典调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关系;其三，从历朝法典的编纂情况看，综合性的编纂形式是我国成文法典普遍所采用的，并非为律典所独有;其四，律典的编纂体例为多种形式的法律和法律文献所采用，将其表述为特征似为不妥;其五，用诸法合体来表述律典的特征，对我国古代律典编纂的极其复杂的状况不能做出清晰和科学的解释。此外，艾永明教授《中华法系以刑为主特点质疑》[[43]]一文，反驳法史界流行的以刑为主论，认为以刑为主论有三大偏颇:只注重历代律典，忽视了律以外的法律形式;只注重古代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比较，忽视了与其他法律的比较;没有重视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变化。我们在本书中多次谈到权利，而实质上，这本书就是围绕权利与道德展开的，关于权利的论说，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就不重复了，这里只谈一些新的重要的问题。
[38] 黑格尔：《小逻辑，》第25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当道德和权利正常运行时，或未处于恶的对立时，不需要法律插手其间。当商品交换出现后，人们在交换中体现你我之分权利意识开始明晰，而由商品交换引发的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求更使人们对权利趋之若鹜，权利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24]权利最原初的形式是人们对自己生产物的占有或所有，其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这与人性直接相关不难理解。我们在安顿道德与权利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因道德的倡导而妨碍人们权利的正当实现，更不能以道德的高调来贬抑人们的权利追求。
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了政治权利才能行使政治权利，人们在行使政治权利时还得以不伤害他人的权利和不损害社会的利益为限。孟子从人的四心来说道德的源起，[4]有很深的哲学思考。实现经济转形升级，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动能。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探索与实践的过程，粗略划分可以分几个大的阶段——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前30年，后30年，当今。
至此，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经济难题，实现了破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篇大文章，有了更好的答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要为大众权利而斗争，那才算英雄。其次是查封后标的物的收益很长时间（一年多）没有执行给申请人。
其实，道德与权利的相依相存、互为助益是二者关系的另一面。[26]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和剥削、私有制、阶级对立直接相关的，它侵蚀了人心，分化着社会。
[28] 《论语·颜渊》[29] 《商君书·画策》[30] 有心之读者，可以参见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第27—29页。还得孜孜以求、持之以恒，方能习得。
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仍然充满艰辛和曲折，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却忽略了甚至否定了商品货币关系的积极作用，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成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并引致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覆亡。使无律师以代伸委曲，则审官每为所愚。二来中国人大最近通过了新修订的《民法典》，更加详尽更加全面地对人们的权利进行保护，事实上已经以权利为根本遵循了。一带一路的推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天地。更吊诡的是，有人对国家的扶持甘之如饴，坦然受之，甚至认为理所当然，进而挑精拣肥、啧有烦言，这非但不能增加人们的道德素养，恐怕还有养痈贻患之后果。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对人类历史有着更深刻更客观的理论阐释，并用之于中国道路的实践中。
[22]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一权利被包含在‘礼中。同时，我们要努力创建我们的物质世界，让每个人追求权利的行为成为正当，让每个人权利实现的行为以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为限，国家要为每个人追求权利创造有利的条件。
而毛泽东执意解决的另一难题——执政党自身的纯洁性，或许因为人们对文革的反感，或许因为商品货币关系大发展所附带的腐蚀作用，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变本加厉、销魂蚀骨了，成了更为严重更为紧迫的时代难题。理解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这就和我们这里对道德和权利与法律的关系的论说很接近了。在政治权利方面，我们则更须警惕，力戒权利天赋的唯心主义臆说，坚持权利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界定，还政治权利以本来面目。
即是不能拔除的，那么最便宜的方法是利用这个自然现象平心静气地来演出若干解决争讼的原则。然而有荀子的性恶论摆在那里，人性恶的现实存在是对道德的最大冲击，它同样来自于人性，给人类带来痛苦与危难。经济权利早已有之并在法律中表达出来，这在西方一贯强调权利的背景下自然会有较多的表现，我们在西方古代法律中都能看到。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有人或许会问，这还是社会主义吗？已经没有了社会主义的标配——公有制、消灭商品货币、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吗？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真理的终结，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相吻合时，就要作出修改和新的探索，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群体在当今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句话，道德与权利，各自安顿于合适且能不断增长的范围内。但在拆迁过程中，不时有个别的拆迁户，提出高得离谱的拆迁补偿要求，达不到要求，就不搬迁，成为俗称的钉子户。
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二者又有冲突、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好，轻则有损人们的生命质量，重则败家亡国，不可不慎。
客观地说，这两件大事虽有成就，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其中还有一些大的失误。不仅是人性的内在流淌，也不仅是与权利的世代恩仇。这个力量是外在的，因为在恶的对立中，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形成，难以改变，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就不能改变这种力量对比，就不能摆脱这种恶的对立。而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时，犯了错，侵害了他人的利益，危及了社会的安定，有人则说，这是民主的权利，不能限制，更不能惩罚。
脱贫攻坚的实施，让所有的中国人进入小康。认为治理国家要中正平和，刑（法律）设立的目的是希望没有触犯刑律的事情发生。
一定要注意不能因权利的实现而忽视道德的践行，更不要为权利的获取而毁伤道德的堤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0]儒家重要典籍《孝经》中说得更明白：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要阻止这种恶的对立，要结束这种恶的对立，就必须有一个外在的、强大的、权威的、公正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法律。律师具有专业素养，熟稔法律，清楚司法程序，有了律师制度，诉讼对立的双方不仅可以力陈自己的理由，并可在双方的辩难中使事物更接近于真相。